番外：三百碗的算法（76-0.2）

    ……
    头两周，他们母子俩就像是被扔进湍急的河水里扑腾的鸭子，奋力在湍急的河水里挣扎！
    不过，好在有在桌家桥尝试的经验，他们母子俩手脚並用，勉强稳住身子，““摸到了点门道””。
    最开始几天，白天都在车站，下午和晚上去鼓楼坝。
    当然也尝试过整天在车站和鼓楼坝！
    表姨婆和她闺女得空时也会过来搭把手，递个碗，收个钱，说几句閒话，让他妈妈任素婉能喘口气，捶捶那条站得发酸的腿。
    陈景明没閒著，他除了帮忙，眼睛和耳朵也没停。
    手里总攥著个小本子，不时用铅笔头记上两笔：几点，卖了几碗，人多不多，什么人买的。
    两周下来，那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短槓和数字。
    晚上收摊回去，趴在阁楼那张小桌子上，就著昏黄的灯泡，他把那些数字拢到一起，算了又算，画了几张简得不能再简的“数据表”。
    ““南川汽车站””，是条快河。
    人像水，一阵一阵地涌来，又流走。
    清晨天没亮透那阵，急著赶车的人和送行的，能在半个多钟头里买走三四十碗。
    中午日头毒，等车的人燥，冰粉下得最快。
    下午最热的时候，只要摊位卡在进站口那片阴凉地，几乎每个等车的人都会来一碗，钱递得爽快。
    傍晚最后一波高峰过去，车站就像退潮的滩，迅速冷清下来。
    他通过收集在本本里的数据，估算，车站一天，卖得差基本在“一百三十碗”左右，卖得好能走“两百多碗”，全看能不能占据进站口或下车区的必经之路，占据了销量可接近上限。
    ““鼓楼坝””不一样，是口深潭。
    早晨慢热，上学上班的人匆匆而过，买的不多。
    快到中午和傍晚下班放学，是两波明显的浪头。
    而真正的宝藏在夜晚。
    暑气稍退，男女老少摇著蒲扇出来，在坝子上的黄桷树下纳凉、摆龙门阵。
    这时候端上一碗沁凉的冰粉，几乎成了消夜的標配。
    夜里七点往后，才是鼓楼坝摊位一天里最金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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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天能吞下的碗数，比车站只多不少，尤其在夜晚。
    通过本本上的数据统计，他得出：
    ““傍晚17:00-19:00是假黄金时段开始，基本每晚能卖出40-70碗。””
    ““晚上19:00-21:30这个时间段，是全天最大、最稳定的销售窗口，基本每晚能卖出60-100碗以上。””
    算明白了，策略也就跟著变。
    ……
    陈景明整理好数据后，便把那张画满时间的纸拿给他妈妈任素婉看：““妈，你看。以后我们白天主力守车站，下午五点收摊，转场去鼓楼坝，专攻晚上。””
    任素婉拿过纸，凑近了看；纸上的字她认不全，但儿子手指的地方和数字她懂。
    简单来说就是：白天就是太阳最毒的那阵，人都渴得跟“啥子”一样，汽车站买冰粉的人是最多的；晚上，鼓楼坝哪里歇凉的人最多，冰粉很好卖！
    看完，任素婉抬头，手指在那些时间节点和数字上慢慢移动，点点头：““恩恩，那么儿里的意思就是以后我们白天17:00前在，17:00后在鼓楼坝。””
    ““是的，妈妈！””陈景明用铅笔尖点了点，继续说：““还有，车站只卖最便宜、最快的那种，五毛一碗，红糖水提前调好，冰粉提前分到碗里七八分满，有人买，浇上糖水就能走，不能超过五秒。””
    ““那鼓楼坝呢？””任素婉问道。
    ““鼓楼坝可以卖贵的。””陈景明回答道，““除了五毛的经典款，我们加一种『三鲜冰粉』，放醪糟，放小汤圆，卖八毛，甚至一块。晚上出来耍的人，捨得花钱。””
    任素婉想了想，慢慢点头：““醪糟和小汤圆，我去买原料的时候问过，加不了太多成本。就是得多备个家什。””
    ““家什我想办法。””陈景明把膝盖上的纸壳小心合上，““明天就开始按这个来。妈，我们得再快点儿。””
    定下了调子，执行起来就有了章法。
    第二天，他们就这么干了。
    天不亮就去车站抢那个拐角的位置，车站的摊位上，一切都为““快””字让路。
    任素婉舀冰粉、浇糖水的动作越来越利索，陈景明收钱找零、递碗擦桌，配合得像经过训练。
    塑料碗排成几排放在凳上，红糖水装在带龙头的大塑料壶里，拧开就流。
    下午两点，日头毒得能把人晒化。
    等车的人挤在小小的候车棚阴影里，不停地扇风。
    他们的摊子成了唯一的清凉补给站。
    五毛钱一碗，几乎不用吆喝，递钱的手一个接一个。
    傍晚五点，最后一波高峰过去。
    他们手脚麻利地收摊，饭都来不及吃，便把家什绑在借来的板车上，拖著赶往鼓楼坝。
    到了地方，支起桌子，摆上两种冰粉的牌子。
    夜幕降临，坝子上的人果然多了起来。
    一块钱的““三鲜冰粉””比预想的还好卖，多是年轻男女，或者给孩子买的。
    ……
    优化之后，生意肉眼可见地往上走。
    忙，是真忙！
    从清晨天色泛青忙到夜里星星出全，吃饭都是轮流扒拉几口冷饭对付，腿站得发胀，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但每天晚上，回到阁楼，锁上门，母子俩凑在灯下清点那个旧铁皮钱匣子时，疲累就像被硬幣碰撞的叮噹声驱散了些。
    毛票，块票，偶尔还有皱巴巴的““大团结””。
    他们按面额理好，数一遍，再数一遍。
    数字不会骗人。
    好的时候，一天卖出的碗数能往“三百五六十碗”靠，就算差点，也稳稳过了“两百碗”。
    扣除成本，再小心地分出该还表姨婆的柴火水电钱，剩下的，依然是一笔让任素婉他们母子俩数钱时手指微微发颤的数目。
    任素婉则把钱清点好，再用旧手帕仔细包好，塞进贴身的衣袋里，按了按。
    那捲包在手帕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厚实、沉重。
    沾著汗，沾著糖浆，也沾著这座陌生城市最初、最滚烫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