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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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跪完海子我跑路了 作者:佚名
第9章 询问
天快亮的时候,询问开始了。
院子里搭了几张桌子,就在中院那块空地上。
工作组的人坐在桌子后头,面前铺著纸,手里握著笔。
桌子前头摆著条凳,是给被问话的人坐的。
第一个被带过来的是前院的老孙头。
老孙头五十多了,在轧钢厂干了大半辈子,是个老实人。
他在条凳上坐下,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往哪儿搁。
眼睛往四周瞟,看见易中海家的窗户,黑著,里头有人影晃,又赶紧把眼睛收回来。
“姓名?”
“孙……孙德福。”
“住哪屋?”
“前院东耳房。”
问话的人放下笔,看著他:“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老孙头摇头,摇完了又点头,点完了又摇头,自己也不知道该摇头还是点头。
“我问你,院里捐款的事,你知道吗?”
老孙头的手抖了一下。
“知……知道。”
“捐过没有?”
“捐过。”
“捐了多少?多久捐一次?”
老孙头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抬头看了问话的人一眼,又低下去了。
问话的人把笔放下,身子往前探了探:“孙德福,我跟你说明白。知情不报,视为同犯。这件事,上面高度重视,从严从快从重处理。易中海这些人,已经不是牢底坐穿这么简单了。你想想清楚。”
老孙头抬起头,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
“我……”他咽了口唾沫,“我说。”
“每月都捐。”他说,声音低,“一月一回,有时候两回。贾家一回,聋老太太一回。逢年过节还有,端午、中秋、过年,都得捐。”
“捐多少?”
“一块、两块的。”老孙头低著头,“我工资低,家里五口人,实在拿不出多的。可拿不出也得拿,不拿……”
他停住了。
“不拿怎么著?”
老孙头不说话。
旁边记录的同志停下笔,看著他。屋里安静得很,外头有人在走动,脚步声一下一下的。
老孙头抬起头,声音压得更低了:“不拿,傻柱就上门,不打人,就那么站著,不说话。你干啥他跟著你,你出门他跟著你,你回来他还跟著你。跟三天,你就受不了了。”
他顿了顿:“有一回我没捐,傻柱跟了我五天。我老伴嚇得不敢出门,孩子也不敢去上学。最后我还是补上了,多补了两块。”
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还有呢?”
“还有……”老孙头想了想,“厂里。易中海是八级工,刘海中是七级,他们在厂里说了算。我有回没捐,第二天在厂里就被派去搬料,那活儿又累又脏,平时都是学徒乾的。我干了半个月,瘦了十来斤。”
“后来呢?”
“后来我补捐了,活儿就换回来了。”
问话的人看著他:“你去反映过没有?”
老孙头愣了一下,摇摇头。
“没有?”
“没有。”他声音更低,“不敢。前头有人反映过,没几天就搬走了。我一家老小都在这儿,搬哪儿去?”
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在本子上又记了几笔。
旁边的人站起来,领著老孙头走了。
走到门口,老孙头回头看了一眼,想说什么,嘴动了动,没说,跟著走了。
第二个是张家媳妇。
三十来岁,穿著灰布褂子,头髮挽在脑后,脸上带著倦。她在条凳上坐下,低著头,手捏著衣角。
问话的是个女同志,声音放轻了些:“別紧张,问你什么说什么就行。”
张家媳妇点点头,还是没抬头。
“院里捐款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捐过吗?”
“捐过。”
“捐多少?”
“两块。”张家媳妇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每月两块。”
“自愿捐的?”
张家媳妇不说话了。
女同志等了一会儿,又问:“是不是自愿?”
张家媳妇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她看看四周,又低下头去,声音压得低低的:“不捐不行。”
“怎么不行?”
“我家男人在轧钢厂。”她说,“他本来在二车间,活儿轻省。有一回我没凑够钱,晚捐了两天,他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去了。那活儿重,他回来手都抬不起来。后来我借钱补上了,他才调回来。”
她顿了顿:“傻柱还去食堂堵过他。连著三天,给他打菜全是汤,一点乾货都没有。他回来饿得慌,也不敢说。”
女同志在本子上记。
张家媳妇又说:“我家孩子在红星小学念书。阎埠贵在那儿当老师,教语文。孩子回来说,阎老师老点他名,答不上来就罚站。有一回站了一下午,回来腿都肿了。”
她抬起眼看那女同志:“我后来才琢磨过来,是因为我有一回捐得少了,差五毛钱。”
女同志停下笔:“差五毛钱?”
“那天实在凑不够。”张家媳妇低下头,“就那一次,以后再不敢了。”
问完了,她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颤颤的:“同志,我家男人不知道我来这说什么,你们別告诉他,行吗?”
女同志点点头。
张家媳妇走了。
第三个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姓马,刚进厂两年。他在条凳上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捐款的事知道吗?”
“知道。”年轻人点头,“我刚进厂那年就知道了。”
“捐过没有?”
“捐过。”他说,“第一回捐了一块,傻柱嫌少,堵著我让我补。我补了一块,还是嫌少。最后补到三块,才算了。”
他顿了顿,又说:“后来每月都三块。我工资十八块,房租一块五,吃饭省著吃也得十块,三块全捐了。剩两块五毛,买肥皂牙膏都不够。”
“你没想过不捐?”
年轻人苦笑了一下:“想过,隔壁老王试过。他第二个月就没捐,第三个月就被调到翻砂车间去了。那活儿又脏又累,还伤肺。他干了半年,人就病了,后来把工位卖了,回老家种地去了。”
“卖工位?”
“卖了三百块。”年轻人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兄弟,能忍就忍著,忍不了就走,別像我似的,把命搭上。”
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年轻人又开口了,声音低下去:“我听说,前几年搬走了好几家。有回老家的,有去別处投奔亲戚的。都是实在熬不下去的。”
“他们去哪儿了知道吗?”
年轻人摇头:“不知道,走了就走了,没人问。”
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完,抬起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年轻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压得低低的:
“同志,钟建华的事。”
问话的人看著他。
年轻人说:“他比我们惨。傻柱专打他,每回捐款都让他捐大头。有一回我在院里看见,傻柱一巴掌扇得他转了个圈,他捂著嘴,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一声没吭。”
他顿了顿:“我不知道他这回跑哪里去了,但我知道,他是实在活不下去了。”
说完他走了。
天已经大亮了。
院子里阳光照进来,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地上。可那些坐在桌子后头的人,没有一个觉得暖和。
桌上的本子越堆越厚。
一张张纸上,密密麻麻记著人名、钱数、日子、事儿。
记著谁被打过,谁被骂过,谁被调过岗,谁被抖过勺,谁家孩子被罚过站,谁家被逼得卖了工位回了老家。
一个年轻干事把本子抱起来,送到周主任面前。
周主任翻著看,一页一页翻。翻著翻著,手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著站在面前的几个人。
“钟建华写的那些,你们都看了吧?”
几个人点头。
周主任把本子往前推了推,声音沉下去:“他写的那些,只是他自个儿的。这些——”
他拍拍那摞本子。
“这些是全院人的。”
没人说话。
周主任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院子里,阳光照著,有人在走动,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有人被带进带出。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去问问易中海。”他说,“问问他是怎么当这个一大爷的。”
外头有人应了一声,脚步声远了。
第9章 询问
天快亮的时候,询问开始了。
院子里搭了几张桌子,就在中院那块空地上。
工作组的人坐在桌子后头,面前铺著纸,手里握著笔。
桌子前头摆著条凳,是给被问话的人坐的。
第一个被带过来的是前院的老孙头。
老孙头五十多了,在轧钢厂干了大半辈子,是个老实人。
他在条凳上坐下,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往哪儿搁。
眼睛往四周瞟,看见易中海家的窗户,黑著,里头有人影晃,又赶紧把眼睛收回来。
“姓名?”
“孙……孙德福。”
“住哪屋?”
“前院东耳房。”
问话的人放下笔,看著他:“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老孙头摇头,摇完了又点头,点完了又摇头,自己也不知道该摇头还是点头。
“我问你,院里捐款的事,你知道吗?”
老孙头的手抖了一下。
“知……知道。”
“捐过没有?”
“捐过。”
“捐了多少?多久捐一次?”
老孙头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抬头看了问话的人一眼,又低下去了。
问话的人把笔放下,身子往前探了探:“孙德福,我跟你说明白。知情不报,视为同犯。这件事,上面高度重视,从严从快从重处理。易中海这些人,已经不是牢底坐穿这么简单了。你想想清楚。”
老孙头抬起头,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
“我……”他咽了口唾沫,“我说。”
“每月都捐。”他说,声音低,“一月一回,有时候两回。贾家一回,聋老太太一回。逢年过节还有,端午、中秋、过年,都得捐。”
“捐多少?”
“一块、两块的。”老孙头低著头,“我工资低,家里五口人,实在拿不出多的。可拿不出也得拿,不拿……”
他停住了。
“不拿怎么著?”
老孙头不说话。
旁边记录的同志停下笔,看著他。屋里安静得很,外头有人在走动,脚步声一下一下的。
老孙头抬起头,声音压得更低了:“不拿,傻柱就上门,不打人,就那么站著,不说话。你干啥他跟著你,你出门他跟著你,你回来他还跟著你。跟三天,你就受不了了。”
他顿了顿:“有一回我没捐,傻柱跟了我五天。我老伴嚇得不敢出门,孩子也不敢去上学。最后我还是补上了,多补了两块。”
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还有呢?”
“还有……”老孙头想了想,“厂里。易中海是八级工,刘海中是七级,他们在厂里说了算。我有回没捐,第二天在厂里就被派去搬料,那活儿又累又脏,平时都是学徒乾的。我干了半个月,瘦了十来斤。”
“后来呢?”
“后来我补捐了,活儿就换回来了。”
问话的人看著他:“你去反映过没有?”
老孙头愣了一下,摇摇头。
“没有?”
“没有。”他声音更低,“不敢。前头有人反映过,没几天就搬走了。我一家老小都在这儿,搬哪儿去?”
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在本子上又记了几笔。
旁边的人站起来,领著老孙头走了。
走到门口,老孙头回头看了一眼,想说什么,嘴动了动,没说,跟著走了。
第二个是张家媳妇。
三十来岁,穿著灰布褂子,头髮挽在脑后,脸上带著倦。她在条凳上坐下,低著头,手捏著衣角。
问话的是个女同志,声音放轻了些:“別紧张,问你什么说什么就行。”
张家媳妇点点头,还是没抬头。
“院里捐款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捐过吗?”
“捐过。”
“捐多少?”
“两块。”张家媳妇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每月两块。”
“自愿捐的?”
张家媳妇不说话了。
女同志等了一会儿,又问:“是不是自愿?”
张家媳妇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她看看四周,又低下头去,声音压得低低的:“不捐不行。”
“怎么不行?”
“我家男人在轧钢厂。”她说,“他本来在二车间,活儿轻省。有一回我没凑够钱,晚捐了两天,他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去了。那活儿重,他回来手都抬不起来。后来我借钱补上了,他才调回来。”
她顿了顿:“傻柱还去食堂堵过他。连著三天,给他打菜全是汤,一点乾货都没有。他回来饿得慌,也不敢说。”
女同志在本子上记。
张家媳妇又说:“我家孩子在红星小学念书。阎埠贵在那儿当老师,教语文。孩子回来说,阎老师老点他名,答不上来就罚站。有一回站了一下午,回来腿都肿了。”
她抬起眼看那女同志:“我后来才琢磨过来,是因为我有一回捐得少了,差五毛钱。”
女同志停下笔:“差五毛钱?”
“那天实在凑不够。”张家媳妇低下头,“就那一次,以后再不敢了。”
问完了,她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颤颤的:“同志,我家男人不知道我来这说什么,你们別告诉他,行吗?”
女同志点点头。
张家媳妇走了。
第三个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姓马,刚进厂两年。他在条凳上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捐款的事知道吗?”
“知道。”年轻人点头,“我刚进厂那年就知道了。”
“捐过没有?”
“捐过。”他说,“第一回捐了一块,傻柱嫌少,堵著我让我补。我补了一块,还是嫌少。最后补到三块,才算了。”
他顿了顿,又说:“后来每月都三块。我工资十八块,房租一块五,吃饭省著吃也得十块,三块全捐了。剩两块五毛,买肥皂牙膏都不够。”
“你没想过不捐?”
年轻人苦笑了一下:“想过,隔壁老王试过。他第二个月就没捐,第三个月就被调到翻砂车间去了。那活儿又脏又累,还伤肺。他干了半年,人就病了,后来把工位卖了,回老家种地去了。”
“卖工位?”
“卖了三百块。”年轻人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兄弟,能忍就忍著,忍不了就走,別像我似的,把命搭上。”
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年轻人又开口了,声音低下去:“我听说,前几年搬走了好几家。有回老家的,有去別处投奔亲戚的。都是实在熬不下去的。”
“他们去哪儿了知道吗?”
年轻人摇头:“不知道,走了就走了,没人问。”
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完,抬起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年轻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压得低低的:
“同志,钟建华的事。”
问话的人看著他。
年轻人说:“他比我们惨。傻柱专打他,每回捐款都让他捐大头。有一回我在院里看见,傻柱一巴掌扇得他转了个圈,他捂著嘴,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一声没吭。”
他顿了顿:“我不知道他这回跑哪里去了,但我知道,他是实在活不下去了。”
说完他走了。
天已经大亮了。
院子里阳光照进来,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地上。可那些坐在桌子后头的人,没有一个觉得暖和。
桌上的本子越堆越厚。
一张张纸上,密密麻麻记著人名、钱数、日子、事儿。
记著谁被打过,谁被骂过,谁被调过岗,谁被抖过勺,谁家孩子被罚过站,谁家被逼得卖了工位回了老家。
一个年轻干事把本子抱起来,送到周主任面前。
周主任翻著看,一页一页翻。翻著翻著,手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著站在面前的几个人。
“钟建华写的那些,你们都看了吧?”
几个人点头。
周主任把本子往前推了推,声音沉下去:“他写的那些,只是他自个儿的。这些——”
他拍拍那摞本子。
“这些是全院人的。”
没人说话。
周主任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院子里,阳光照著,有人在走动,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有人被带进带出。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去问问易中海。”他说,“问问他是怎么当这个一大爷的。”
外头有人应了一声,脚步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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