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事务所的妥协

    文化祭的消息被节目组以“企划预告片”的形式在重播节目的片尾播出后，引发的社会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最初只是节目结束后滚动字幕里的一行小字：“下期预告：偶像们的文化祭准备中”。
    但两天后，《电视周刊》在封底用了四分之一版面刊登了模糊的抓拍照。
    照片里，中森明菜蹲在地上整理彩纸，松田圣子仰头看著黑板上的分工表，照片像素粗糙，却更添真实感。
    连 nhk的早间新闻都在“文化栏目”里用三十秒提到了这个现象：
    “最近，一档记录偶像校园生活的节目引发关注。据悉，这些在舞台上闪耀的年轻人，正在为中野高等学校即將到来的文化祭进行筹备……”
    社会期待像春日的薄雾，无声无息地瀰漫开来。
    在埼玉县清瀨市的住宅区，早上八点的主妇座谈会上，咖啡杯冒著热气，话题却从孩子的升学转到了別处：
    “听说圣子酱也会参加学校的文化祭呢。”
    “真的吗？我家女儿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说，好想去看现场。”
    “但学校应该不对外开放吧？”
    “电视台会播特別节目吧？那个《偶像的昼与夜》。”
    “啊，那我得把录像机准备好。”
    这种期待是分层的。
    对家庭主妇而言，松田圣子、中森明菜这些名字，不仅是电视机里传出的歌声，更是她们年轻时未能实现的梦的影子。
    偶像是她们在洗衣做饭时，从收音机里听到让单调日常短暂发光的慰藉。
    如今这些“梦的影子”要像普通孩子一样筹备校园活动，这种反差萌生了奇妙的亲近感。
    而在东京都心的写字楼里，情况又不同。
    泡沫经济前夜的日本，加班正逐渐从偶尔变成常態。
    深夜十点，丸之內线末班电车上，繫著领带的男人们闭目养神，脑海里却浮现出自己十年前的校园时光。
    文化祭，那是升学压力下为数不多可以名正言顺地胡闹、不用考虑未来的时刻。
    现在，那些在gg牌上微笑的偶像们，也要经歷这些吗？
    朝日电视台第七会议室，烟雾繚绕。
    製作人將厚达二十页的观眾调查分析报告放在橡木长桌上，推了推金边眼镜。
    “文化祭特別篇，收视率预测最低 28%，最高可能突破 35%。”他压抑著亢奋。
    审议委员长翻动著报告，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
    良久，他摘下老花镜：“需要台里提供什么支持？”
    “三件事。”
    製作人木叶竖起三根手指，“第一，我们需要校方完全开放拍摄许可。第二，我们需要各事务所配合。不是表面配合，是真正给这些孩子准备的时间。第三，”他顿了顿，“我们需要一笔特別预算，用於多机位拍摄和现场直播的技术保障。”
    “事务所那边会同意吗？”
    宣传部长皱眉，“偶像的时间就是金钱。让他们花几天时间贴海报、搬桌椅？经纪公司会认为这投资回报率太低。”
    “所以我们要换个说法。”
    木叶从公文包里抽出另一份文件，那是委託市场调查公司做的舆情分析，“现在，公眾『真实的偶像生活的期待值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如果哪个事务所在这个时候阻挠旗下艺人参与校园活动，舆论会怎么反应？”
    他翻到报告的某一页，念道：“观眾最反感的是过度包装的偶像形象，渴望看到偶像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些数据，就是我们的谈判筹码。”
    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只有空调机发出低沉的嗡鸣。
    “我去和校董事会谈。”
    审议委员长最终说，“事务所那边，木叶你亲自带队拜访。带上这份报告，让他们明白，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在投资国民好感度。这种无形资產，比短期通告费值钱得多。”
    压力像梅雨季节的湿气，无声地渗透进各个事务所。
    研音事务所的社长室里，野崎俊夫將朝日电视台送来的牛皮纸文件袋放在红木办公桌上，没有立即打开。
    他先点了一支 hope牌香菸，深深吸了一口，才用裁纸刀划开封口。
    文件很厚，除了收视预测，还有剪报合集，包括了《周刊朝日》的评论文章《偶像也需要“放学后”》、《女性自身》的专题《舞台之下的她们》，每篇文章旁都用红笔標註了阅读率数据。
    “文化祭特別篇，总时长 120分钟。”
    野崎念著企划书上的文字，“中森明菜的单人镜头预估不少於 18分钟，与其他偶像的互动场景占 30%以上……”
    “这是好事啊，会长。”坐在对面的社长花见赫说，“曝光率高，而且是正面形象。”
    “是机会，也是风险。”
    野崎弹了弹菸灰，“如果明菜在文化祭上表现完美，这 18分钟就是最好的宣传片。但如果她有任何失误，哪怕只是贴歪了一张海报都会被镜头放大，变成 18分钟的公开处刑。”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楼下十字路口人流如织，松田圣子代言的化妆品gg牌在阳光下闪烁。
    “电视台在下一盘棋。”
    野崎的声音很冷，“他们用国民期待绑架我们。现在我们不仅不能让明菜缺席，还必须表现得比谁都支持，而且还主动为她爭取更多镜头。”
    “那行程调整的事？”经纪人名幸房则试探地问。
    “调整。”野崎转身，目光如炬，“文化祭前后一周，把所有非紧急通告全部延后或取消。给她时间准备。但是……”
    他加重语气，“要让节目组知道我们做出了多大牺牲。这份人情，將来要还的。”
    “明白。”
    权衡利弊的戏码，也在东京都內其他事务所上演。
    燃烧事务所的常务董事会议上，董事们传阅著收视预测报告。
    “小泉今日子那个孩子，在节目里看起来很活泼。”一位老董事说，“这种邻家女孩形象，对拓展年轻观眾群很有帮助。”
    太阳音乐事务所则更直接，他们连夜召集企划部，要求在文化祭特別节目播出后，立即启动“松田圣子校园风”写真集的策划。
    “要抓住这个时机，”企划部长在电话里对印刷厂说，“国民现在想看到的，就是穿制服、做手工的圣子酱。”
    杰尼斯事务所的反应最微妙。
    近藤真彦的经纪人被叫到副社长办公室，喜多川玛丽亲自过问：“真彦在节目里的形象，会不会太普通了？我们需要討论，如何在保持学生感的同时，不损害他的偶像魅力。”
    无形的压力网络就这样织成了。
    在已经沸腾的公眾期待面前，抵抗显得愚蠢，顺应才是明智。
    更何况，这种顺应还能包装成尊重校园教育、支持青少年成长的高尚姿態。
    於是，在文化祭正式开始前十天，偶像学生们突然发现他们的行程表变了。
    原本密密麻麻、以色块区分的通告安排，出现了大片的空白。
    这不是休息时间，而是標註著节目录製的专属时段。
    ……
    文化祭的准备，確实不是从某个宏大的时刻开始的。
    而是从一张用钢笔和直尺手绘、又被反覆修改到边缘毛糙的时间表开始。
    周二下午三点五十分，夜间部教室。
    黑板被值日生擦得能照出人影，此刻又被白色粉笔写满。粉笔灰在透过玻璃窗的西晒阳光中飞舞，像时光本身的尘埃。
    “舞台组：中森、石川、堀，再加二年 b班支援的两名男生。”
    “装饰组：松田、小泉、松本，负责教室和走廊展区布置。”
    “音响器材：近藤协调，乐器社协助。”
    “食品准备：山田主责，需五名助手，须提交食材清单至家政课审核。”
    “总调度：早见。”
    字跡从一开始的工整逐渐变得潦草，不同笔跡叠加，这是三天来第七次修改分工方案。
    羽村悠一站在讲台旁，手里还捏著半截粉笔，看著台下：“这是最终版。有异议现在提。”
    教室里一片沉默。不是默许，而是某种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