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火车上的对话

    上午九时，开往鲁尔区的专列缓缓驶出柏林火车站。
    韦格纳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
    四个人的孩子挤在旁边的座位上，正凑在一起小声说话。
    车厢里很安静。大多数人望著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各想各的心事。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田野里有人在干活。远远地能看见那些弯著腰的身影，在五月的阳光下一起一伏。
    韦格纳忽然开口了。
    “施密特同志，你说，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同志，知道咱们这是去哪儿吗？”
    施密特顺著他的目光望去，想了想。
    “应该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有趟火车开过去，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好。要是知道咱们是去体验生活的，他们该笑了。笑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终於想起来要出汗了。”
    克朗茨忍不住笑了。
    “主席，您这话说的，好像咱们是去受罪似的。”
    韦格纳也笑了。
    “不是受罪是什么？那些同志的报告里，不都写著吗？
    『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在他们眼里，下去干活就是受罪。”
    他顿了顿。
    “可是，那些矿工同志呢？他们天天在井下，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他们身体就好了？
    他们就不忙？他们家里就没事？”
    车厢里更安静了。
    那些坐在后排的人，都在竖著耳朵听著。
    “咱们这些人，当年都是从工厂、矿山、码头上来的。
    后来坐了办公室，就忘了那个滋味了。”
    他指了指窗外。
    “你们看那些地，那些房子，那些人。他们才是咱们的根。
    咱们吃的是他们种的粮，穿的是他们织的布，住的是他们盖的房。
    没有他们，咱们什么都不是。”
    施密特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所以咱们才要去。”
    韦格纳看了他一眼。
    “施密特同志，你说说，咱们为什么去？”
    施密特想了想。
    “一是防止官僚主义。长期坐办公室，容易脱离群眾。
    下去乾乾活，和工人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二是带头示范。咱们几个带头去了，下面的人就会跟著去。
    一级带一级，风气就正了。”
    “三是教育孩子。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普通劳动者。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动光荣。”
    韦格纳点点头。
    克朗茨的儿子卡托·克朗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抬起头，正好对上韦格纳的目光。他有些紧张，又有些好奇。
    韦格纳冲他笑了笑。
    “卡托，你父亲说，你想和他一起去打猎？”
    卡托点点头。
    韦格纳说：“打猎不急。先学会下井。等你从矿井里出来，再去打猎吧。”
    韦格纳转向坐在后排的那几个人。
    那是几个低著头、不说话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写了报告、找藉口不想来的同志。
    韦格纳看著他们，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了。
    “几位同志，过来坐吧。別躲那么远。”
    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慢慢站起来，走到前排，在韦格纳对面的空位上坐下。
    韦格纳看著第一个人——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部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弗兰茨·迈耶对吗？”
    “报告主席，是的。”
    韦格纳点点头。
    “迈耶同志，你那份报告，我看了。
    身体不好，医生建议避免重体力劳动。是吗？”
    迈耶的脸有些发红。
    “是……是的，主席同志。”
    韦格纳看著他。
    “可我也听说，你上个月是不是参加了部里的运动会？打网球打了两个小时？”
    迈耶的脸更红了。
    “主席，那……那不一样……”
    韦格纳打断他。
    “怎么不一样？打网球是运动，下井就不是运动？”
    迈耶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放缓了语气。
    “迈耶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迈尔低著头。
    “您问。”
    韦格纳说：
    “跟我说说你当年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
    迈尔愣了一下。
    “我……我是1919年入党的。在汉堡，当过码头工人。”
    韦格纳点点头。
    “那你当年在码头上，一天扛多少包？”
    迈尔想了想。
    “最多的时候，一天扛两百多包。一包五十斤。”
    韦格纳说：“那时候你身体好吗？”
    迈尔沉默了几秒。
    “那时候……年轻，再累也扛得住。”
    韦格纳说：
    “现在呢？现在你五十三岁，就不行了？”
    迈尔低著头，不说话。
    韦格纳看著他，语气变得温和。
    “迈尔同志，我不是要你像当年那样，一天扛两百包。
    我是要你回去看看，看看那些还在扛包的工人同志们。
    他们中也有五十三岁的，也有身体不好的，但他们还在扛。为什么？”
    “你去看看他们，和他们聊聊，握握他们的手。你就知道，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有多幸运。”
    迈尔抬起头，眼睛有些红。
    “主席，我错了。”
    韦格纳摇摇头。
    “不是错。是忘了。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转向第二个人——財政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局长。
    “贝里尔同志？”
    “报告主席，我是里斯·贝里尔。”
    韦格纳点点头。
    “贝里尔同志，你那六条意见，写得很用心啊。”
    贝里尔的脸色变了变。
    “主席，我……我只是提些建议……”
    韦格纳说：
    “我知道。你不是反对，你是建议。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贝里尔紧张地点点头。
    韦格纳问：
    “第一条，干部参加劳动影响本职工作。
    我问你，咱们去几天？一周？半个月？你离开这短时间里，部里就停摆了？”
    贝里尔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说：
    “第二条，劳动效率问题。
    你说干部干不了多少，反而影响生產。
    我问你，咱们去是干什么的？是去抢工人的饭碗吗？
    不是。是去学习的。学不会不要紧，干得少也不要紧，关键是要去。
    工人看见咱们和他们一起流汗，心里是什么感受？
    这比干多少活都重要。”
    贝里尔仍旧低著头。
    韦格纳继续说：
    “第三条，安全风险。你说万一出事故，谁负责？
    我问你，工人同志们天天在井下，他们出事故，谁负责？他们就不怕死？”
    他的声音高了起来。
    “工人也是人，他们也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
    他们就不怕？但他们还是天天下去。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咱们去一次就怕这怕那，一线的同志们天天在那儿，怎么办？”
    车厢里鸦雀无声。
    韦格纳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
    “第四条，形式主义。你说有人会说这是作秀。我问你，咱们是作秀吗？”
    贝里尔摇摇头。
    韦格纳说：“那不就得了。咱们真心实意去干活，別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怕別人说就不做了？那咱们直接什么事都別做了。”
    “第五条，家属参加。你说孩子小，影响学业。
    我问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让孩子去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比在教室里多读几本书重要得多。”
    “第六条，先试点。咱们这就是试点。第一批五十个人，试点完了，总结经验，再推广。
    你不是建议试点吗？现在你就在试点里，正好可以亲身总结经验。”
    韦格纳说完，看著贝里尔。
    贝里尔还是低著头，不说话。
    韦格纳等了几秒，然后说：
    “贝里尔同志，你那六条意见，每一条都有道理。
    但每一条，都是站在干部的角度想的。你有没有站在工人同志们的角度想过？”
    贝克尔抬起头。
    “主席，我……”
    韦格纳摆摆手。
    “我不是要你认错。我是要你想一想。等你在井下待几天，出来再想。
    想明白了，咱们再聊。”
    韦格纳转向第三个人——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处长。
    “舒马茨同志？”
    “报告主席，我在。”
    韦格纳点点头。
    “舒马茨同志，你那份报告说，你也是岁数大了干不了重活，怕给工人添麻烦。是吗？”
    舒马茨点点头。
    韦格纳说：“那我问你，矿上有没有岁数大了的工人？”
    舒马茨愣了一下。
    “应该……有吧。”
    韦格纳说：“他们干得了，你干不了？”
    舒马茨低下头。
    韦格纳说：
    “你不是干不了，是没干过。没干过，所以怕。
    这很正常。但怕就不去了？
    那工人怕不怕？他们也怕，但他们还是下去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
    他顿了顿。
    “咱们去一次，就受不了。
    他们天天在那儿，怎么受得了？你去看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干一天，你就知道，什么叫生活。”
    舒马茨点点头。
    “主席，我明白了。”
    韦格纳转向第四个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司长。
    “库尔特同志？”
    “报告主席。”
    韦格纳说：“库尔特同志，你那份报告说，有紧急外交事务，走不开。是吗？”
    库尔特点点头。
    韦格纳说：“波兰同志的谈判，什么时候开始？”
    库尔特说：“下个月。”
    韦格纳说：“现在五月二十號，到下个月还有十几天。
    咱们去几天，回来正好准备谈判。哪里走不开了？”
    库尔特的脸红了。
    “主席，我……”
    韦格纳摆摆手。
    “库尔特同志，我不是要批评你。
    我是想告诉你，工作永远做不完。
    今天今天的事情做，明天有明天的事请坐吧。
    如果总拿工作当藉口，那就什么事都別做了。”
    “再说，你去了矿上，和工人一起劳动，说不定还能学到点什么。开会的时候，和波兰同志聊聊工人同志们的生活，不是更有话说吗？”
    库尔特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
    韦格纳最后转向第五个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处长。
    “穆勒同志啊？”
    “主席，我在。”
    韦格纳笑了。
    “穆勒同志，你那份报告说，想回农村劳动，顺便照顾父母。是吗？”
    穆勒点点头，有些不好意思。
    韦格纳说：“这个想法，倒是挺实在。不过，你父母在哪个村？”
    穆勒说：“在波茨坦附近。”
    韦格纳说：“那好办。等这次从煤矿回来，你可以申请去波茨坦的农场劳动。
    既尽了义务，又照顾了父母。怎么样？”
    穆勒眼睛亮了。
    “主席，真的可以吗？”
    韦格纳点点头。
    “可以。但要先跟我们一起下井。下完井，再去农场。不能光挑轻活干。”
    穆勒笑了。
    “行！主席，我听您的！”
    车厢里的气氛轻鬆了一些。
    韦格纳看著那五个人，语气变得温和。
    “同志们，我不是要整你们。我是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
    他顿了顿。
    “咱们这些当干部的，是人民养著的。
    他们种地，咱们吃饭；他们挖煤，咱们取暖；他们织布，咱们穿衣。没有他们，咱们什么都不是。”
    “所以，咱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要时刻记住，还有多少人民在受苦。要时刻记住，咱们的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韦格纳看了看窗外。
    火车正驶过一片工业区。远处，煤矿的井架隱约可见。
    “快到了。”他说。
    他站起身，对所有人说：
    “同志们，下车之后，咱们就是矿工。没有主席，没有部长，没有司长。只有韦格纳、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还有你们——一群来学习的工人。”
    “矿上的同志们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他们吃啥，咱们吃啥。他们住哪儿，咱们住哪儿。他们干多久，咱们干多久。”
    “有没有问题？”
    车厢里响起整齐的回答：
    “没有！”
    韦格纳笑了。
    “好。准备下车！”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